2013年4月23日至5月1日，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耶鲁大学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未来哲学与发展战略专业委员会等单位在美国洛杉矶克莱蒙大学城和耶鲁大学联合举办了“第7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论坛地点是在洛杉矶市以东30公里的一个山脚下的克莱蒙市。克莱蒙是在美国西部搞生态文明，搞环保非常有名的城市。在一百年前这里是一个寸草不生的沙漠，如今3万人口的克莱蒙就是在这样一个沙漠地上建起来一个绿洲小城。受会议组织方的邀请，我参加了这次国际会议，并做了题目为“生态文明视野下中国乡村文明价值与使命”的主题发言。在这次国际会议上，笔者发现，西方学者对十八大之后中国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兴趣，而且许多学者提出了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希望在中国的观点。

      
    一、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希望在中国

    
    84岁高龄的小约翰·柯布博士，大家尊称他柯老，柯老是世界著名的后现代思想家、生态经济学家、过程哲学家。他是致力于“过程哲学”研究的哲学家，而且是建设性后现代理论的领军人物。他是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的院长。在开幕式上第一个发言就是柯布老先生，他以搞生态文明建设的希望在中国为题发表了他的观点。

   
    柯布博士从1969年就开始注意到美国和西方的生态危机，而且他把生态危机研究放在“过程哲学”指导下进行。过程哲学强调以动态过程系统整体的角①内容来自小约翰·柯布博士（John B.Cobb，Jr.），为本次论坛提供论文：《将生态文明国际化》。

    度看世界。柯布博士对西方尤其是美国所走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一直持坚定的批评态度。他认为，一方面，现代化强调个人主义至上，认为“幸福生活”就是占有财产和扩大消费，导致整个工业化社会的“金钱崇拜”；另一方面，建立在殖民和掠夺基础上的西方式现代化导致资源过度开采、自然环境恶化。现代工业化所奉行的主流经济学原则忽视了自然世界，给全球生态造成恶果。

    
   由于西方过程主义的哲学理念和中国老子、孔子的思想非常相似。所以柯布博士非常关注中国和对中国感兴趣。他认为，西方文明是没有根的文明，这个根在哪里呢？在东方，他对中国的老子哲学思想非常推崇。在后现代建设中，他特别关心中国乡村文化和农业发展对中国未来影响的问题。而且他认为这个问题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也非常重要。他说我们（美国）自己毁坏了曾经健康的乡村和小城镇的美国。美国的农村在70年代之前还有50%的乡村和农民，现在美国只有2%的农民，而且不是原来的农民，是农业工业化的农场主模式。他说对此我们深感悲哀，他认为独立的农民小镇曾经是美国文化和政治支柱和根。他们的消失已经深深的伤害到美国的公共生活。基于美国的教训，他说我个人倾向于中国的中小城市一定要与后现代农业并举发展。并告诉中国不要像他们学习，美国是有一个有代价的，有毛病的现代化。

    
    柯布博士所讲的后现代农业，就是基于天人合一的生态农业。中国的传统农业就是这样的后现代农业。他更明确的讲希望中国避免走向消除农民的道路。中国作为一个具有集体主义历史的国家，这是中国搞生态文明的文化优势所在。

    
    柯布博士认为中国是属于集体主义文化的文明国家。这种集体治理结构，会形成一种自我保护机制，避免大资本蚕食乡村。这是柯布博士看重中国古代集体主义的原因。他希望中国避免走向消除农民的道路，一定不要走美国式的极端化道路。希望中国借助自己得天独厚的思想资源，走出一条后现代化之路，这个后现代就是叫生态文明之路。生态文明概念在西方已经流行了三十多年的时间，甚至在英国形成了推动生态文明的绿党。但目前把生态文明上升到国家战略只有中国。

    
    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柯布博士认为要真正走向生态文明，没有深层的变化是不行的。更多的人主张希望技术进步来解决，但是他认为现代西方的工业文明遇到的这些问题，单纯的依靠技术是解决不了的。技术解决的是外部的问题。生态文明建设要深入到工业文明的内部，从哲学理念，从制度，从模式，需要一些深层的变革。他希望中国要认识到单纯的靠小打小闹技术进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实现生态文明需要更彻底的变革。需要对占统治地位经济学的基本原则进行变革，要扭转现行的以GDP为主旨的经济模式，发展以人和自然和谐的后现代经济。

　　　
    二、希望中国避免西方的现代性错误

     
    美国克莱蒙林克大学校长菲利普·克莱顿博士在论坛上的开场白讲了这么一句话：“我不能说什么是最好的，但我可以描绘西方已经做错的是什么”。他说我很乐意看到中国的领导人能够避免西方的这些错误。他认为，西方哲学使人类无法面对文明危机。现代西方哲学过度强调分解高于整体，个体高于社会，分析高于总和，价值中立要高于人类价值尺度的研究。他认为这样一种研究无法解决现代工业文明的弊端。作为大学校长，他说我发现我身边的许多科学家。他们的研究对把对知识的追求放在了公共福利之上。传统观点认为知识永远无罪，技术进步在任何时候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今天的许多科学研究不能给社会带来福利，可能带来的是某些负效应。

　　
    在这次国际论坛上留下一个深刻印象是，美国学者均主张从哲学和价值的高度来思考现代化弊端和推进后现代建设。在耶鲁大学听了两位教授的讲座。他们主张要推进科学和宗教的统一。他们认为生态文明需要宗教思想。他认为科学和宗教对立的思维，无法面对当代人类的危机。费力普·克莱顿博士认为生态文明时代需要一种后现代科学家，需要一种新型的哲学家。这种哲学应该是和中国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哲学家。未来伟大的科学家，应该接受两种教育，一种是科学与技术教育，另一种是人文精神的教育。

　　
    费力普·克莱顿博士认为：“医学科学可以延续我们的生命，但是只有古老中国文化传统——孔子、老子、墨子可以帮助人们明白生命的品质。”“ 科学给了我们设计城市，建筑物与道路的伟大工具，但是，要建成一个使市民有幸福感的城市则需要智慧”。

   
    费力普·克莱顿博士主张，不是说个人主义有问题，简单回到集体主义，他主张找到一种均衡。能够平衡这种市场利弊是需要道家的经济学。市场竞争带来有利的因素，也带来不利因素，世界期待中国给出一个独特的答案。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够找到西方国家无法企及的平衡。如果中国单纯的效仿西方的发展道路，结果势必是毁灭性的。如果追求只是现代意义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那么对中国乃至整个地球的生态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他也认为，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直接从现代化进入后现代。如果有可能，那只能是中国，因为中国已经有2500年的中央集权与合作的传统，即便是古代帝王也认为他们是代表上帝为人民服务的。这样的传统被中国保留至今。中国的经典著作和传统智慧，这些伟大的经验将直接通向后现代时代。中国一旦成功，中国将是一盏明灯，照亮世界和生态文明，中国有巨大的文化资源可以使用。

    
    三、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哲学观和伦理观的革命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哲学观和伦理观的革命。在这次国际会议上，西方学者所主张的哲学观，来自于“过程哲学”。英国著名哲学家怀特海(1861-1947)是过程哲学的创始人。他把数学家、哲学家、科学史家、理论物理学家、生态学家、教育家和社会学家集于一身。被称为有七张面孔的思想家。

    
    20世纪以来西方主流哲学是分析哲学、结构学和现象学。过程哲学自创立以来一直遭到西方主流哲学界的竭力排斥。然而，随着20世纪后期工业文明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诸如环境污染、核战争危险、片面重视GDP增长、健康与食品安全等现代性问题日益突出，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人们开始关注强调关系、有机和过程思想的过程哲学。

    
    西方的分析哲学和结构主义是顺应近代以来西方科学技术发展兴起的哲学流派。现代西方科学技术对原子结构研究的过程，是一个把物质一层一层分解之后，在原子这个世界找到了工业化发展需要的能量、信息和被人类改造的物质。工业文明时代科技技术对原子世界认识和开发的巨大成功，不仅影响人类文明的进程，而且也影响了当代人类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哲学上就表现为原子结构主义和分析哲学。这种哲学认为世界的存在是物质的，而且这个物质最本的单位是原子和量子。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的哲学观，在寻找越来越微观世界时，离整体越来越远。而且对原子世界的研究是一种线性思维、静态思维。怀特海为什么要讲过程呢？他认为世界的存在的本源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而是事物演化的过程。世界处在不断的变化过程中，所以要以“过程”的观点看世界。这就是过程哲学形成的基本原因。可以说过程哲学观点和中国易经、道家的观点相似。道家认为宇宙演化的道，就是处在无与有、阴阳的不断交变中。

    
    过程哲学所描述把世界的存在，是一个生生不息的生命世界的存在。以有机体来替代传统化合物物质，成为过程哲学的核心概念。有机的生命不仅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变化过程，而且是一个不能分割的系统整体。从过程哲学就可以看到，今天工业文明的危机和思维哲学有关系。当代人类的文明的危机，就是原子思维方式，追求局部最优，短期最好，导致整体和长期可持续出现了问题。所以怀特海主张动态的变化和有机整合，表现出与东方思想的吻合。过程哲学家长期研究发现怀特海也不是过程哲学的最源头的东西，最源头又回到中国的老祖宗那里。

    柯布博士作为后现代哲学家，他们认为过程哲学的源头在中国。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有机整体主义的。中国文化特别是作为其根基的儒、道、释所倡导的天地人和谐、阴阳互动的价值观念，不仅是生态运动哲学基础，也应成为未来后现代世界的支柱性价值观念。中国政府率各国政府之先，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这可以看作是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对这种有机整体主义的弘扬。这是中国对世界范围的后现代运动的独特贡献。而美国则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作祟，财富过度集中在超级富豪手中。区区几千人基本控制着国家的财富，实际上也就是控制着世界的财富。指望他们实现为了共同福祉的生态文明，无异于与虎谋皮。 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后现代农业发展模式

    
    后现代农业如何发展，是这次国际会议的核心主题。围绕这个问题，有四位美国学者阐述了他们的观点。对他们的观点介绍如下：

    
    弗洛伊登博格教授，为了生态文明的再生农业计划。弗洛伊登博格教授是美国著名的生态学家，而且也是一个知行统一的学者。他认为土壤里面有鲜活的生命有机体，里面有各种维生物和微量元素。他认为现代农业的兴起，利用石油化学在大片土地上进行耕种的生产方式，是少数人获利给人类带来了灾难的生产方式，导致了上百万贫困的农民不得不到世界各地城市来寻求生计。他说“现代农业的问题是人们只考虑每亩地上作物的产量。在过去的80年间，大量的化肥、除草剂和杀虫剂，对土壤、水源和生态造成了很大程度的破坏。”

   
    他认为现代农业解决了65亿人的吃饭问题，但是付出的代价是土地被侵蚀，被盐碱化，而且贫穷问题还在加剧。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他讲了一句话，说中国可以考虑实现后现代农业发展模式。这个后现代的概念就是要走有机整体的生态农业发展之路。他认为，发展后现代农业要有新的物种文化，要有受到良好教育的农民组成的社会公正，生态健康的农村。美国人现在渴望在重建农村，他提出的建设后现代的农村构想，不是要让农民进城去，而是要把城市公共的要素，比如说医疗、教育、通信等带回到农村去。

    
    弗罗伊登博格教授为了论证发展后现代农业的紧迫性，提供了一系列很有价值的数据：地球表面被7/10被水覆盖，1/10由于太过或严寒而不能生产食物，1/10过于干旱而不能生产粮食。一万年后只有1/10可耕种。在人类文明史上，由于风水侵蚀，50%的耕地已经失去。只有1/20地表具有生产粮食的能力。地球上的生命完全依赖于健康的土壤。他认为大规模单一种植超出了土地的再生能力范围。单一种植大规模的背后是现代化农业机械化和化学化。

    
    弗罗伊登博格教授提出了“为了生态文明的再生农业计划”。他认为现在农业是不能再生的农业。现代农业像不可再生资源样具有不可再生性，也就是具有不可持续性。要实现从不可再生农业向可再生农业转型，需要从资本密集和化学为基础的大规模农业，转向技术工人精耕细作小农场。他认为一个持久的文明，能够对土壤再生能力给予重要的关注，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个事实，那就将直接置于危险之中。这种农业正好是中国传统农业。大家关注一下今天中国各地政府，我们主流媒体所主张的现代化农业恰恰是大规模化农业，这值得我们深思。

　　　
    弗里德里克·柯什曼教授的“新的土地改革”的构想。弗里德里克·柯什曼教授是美国著名可持续农业运动领袖，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利奥波德可持续研究中心”前主任，爱荷华州立大学宗教与哲学系教授，著名有机农耕哲学家和践履者，上个世纪70年代亲自将自己家族的2600英亩土地转成有机农田而闻名于世。主要著述：《走向可持续农业生态系统管理》，《培育一种生态良心：农夫哲学家论文集》等。弗里德里克·柯什曼教授的土地改革的理念就是中国传统农业的多元化轮种和间种。比如玉米和大豆轮作或混合种植可以减少70%以上的肥料和农药使用量，并依旧保持高产。其新农业改革具体实施构想是：

    
    一是在技术上，培植多年生的作物。美国的一家土地研究所经过30年的科研，培育出了的多年生长的农作物。在不远的将来农民可以利用这种作物生产粮食。多年生作物会极大地节省能源投入，它只需要每5年或6年种植一次，不用每年都种。更发达的根须系统可以帮助恢复土壤的生态健康，植物得以从更深层的土壤中获得水分，并能够消释大量的碳。

    
    二是倡导农村的新职业，走向自然的新职业。现在，越来越多的新一代年轻人似乎已经克服了他们的“大自然缺乏症”，并决定“让儿童走向户外”，就这一点而言又是令人欣慰的。新一代人重新与自然、与土壤、与农耕连结起来，并且越来越把农业作为一种职业选择。

   
    三是鼓励新消费模式。由食品公民组成食品中心，食品公平在各自的“食品区”发展区域食品系统，即大部分的食品由中心的人们自行生产和消费，引进及出口成为了次级选择。

      
    四是培育一种“生态道德”。我们并不与自然的其他部分相隔离，并且自然也不是一个我们能够主宰的对象集，而是一个由相互依存的主体构成的动态群落，我们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约翰·艾克教授认为，小型的、多样化的有机家庭农场是未来人类保证食品安全的最好希望。约翰·艾克教授是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生态农学家，美国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农业、食品与自然资源学院资深教。他的主要观点如下：

　
   一是工业化农业不能够保证全球食品安全。他认为美国的农业是高能源农业。在美国为了生产含有1卡路里热量的食品，大约需要含有10卡路里能量的化石能源。在工业化农业体系整个生产过程中，有三分之二的能源用于食品加工、制造、运输、包装和其他工序。即使在农场层面，含有1千卡热量的食品生产也需要含有3千卡热量的化石能源。

    
    随着化石能源的需求量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全球化石能源的需求量将在30年内翻番：这意味着到2045年的时候我们需要2倍于现在的化石能源量，2075年的时候达到现在的4倍，到2105年的时候达到现在的8倍。工业化农业是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而气候不稳定将会对未来的全球食品安全带来巨大挑战。工业化农业耗尽了维持其生产能力的自然资源，同时污染了保证人类健康的自然环境，所以工业化农业不能保证长期的食品安全。

   
    二是美国依靠工业化农业来保证食品安全的失败之处显而易见的。与20世纪60年代——农业工业化的最后阶段之前——相比，处于“食品不安全”状态的美国人比例更高。当今超过20%的美国儿童生活在食品不安全的家庭。美国工业化农业生产了廉价充足的食品，但却不能保证食品安全。现在世界上的饥饿人口比例比20世纪“绿色革命”之前的比例还要高。

   
    三是工业化农业生产的不可持续性内在于工业化生产模式或范式。事实上，由食品进口国变为食品出口国仅仅意味着新型的工业生产者将他们的产品出口到更有利可图的市场，而不是把这些产品卖给贫穷的、饥饿的家庭。工业化的基本策略是专业化、标准化和强控制。标准化和简单化生产使得农业劳动力的劳动技能进一步退化。经济增长的利润最终被少数大型农场的经营者独享。

    
    四是小型的、多样化的有机家庭农场是未来人类保证食品安全的最好希望。工业化农业仅仅在雇佣劳动力数量、管理成本上更有效率，而在资本投入产出比，化石燃料的消耗和环境污染方面并不更有效率，甚至单位面积土地的生产效率都很低。从每个国家可获得的数据来看，小农场的单位面积产出都是大型农场的2~10倍。但是在同样的管理水平下，小农场主的混养生产方式，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要高于单一种植20~60%。在美国，即使只有两公顷土地的小型农场，每公顷也能获得毛收入$15，104，净收入$2，902；而平均面积为15，581公顷的大型农场，每公顷却只能获得毛收入$249，净收入$52。美国一项15年的研究表明，与单一作物制相比，有机农业无论在产量还是利润方面都更有优势。有机玉米的产量与使用化肥和农药的玉米产量相同，但土壤的质量却得到了明显改善。

    
    科学证据再次表明，小型农场最有可能保证2050年以后的全球90多亿人的食品安全。很多专家质疑工业化农业的生产神话，他们声称，除了减少农业劳动人口，保证工业化农场的投资者获得最大收益外，大型农场在其他方面都不如小型农场。食品安全专家呼吁全球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这种新型的方式将重点支持多功能的农业，这种多功能农业能够保证全球食品安全，保护自然环境，保存农村社区，同时尊重本土知识和地方性文化。 五、启示与思考

    
    1.上述这些观点并不代表西方主流观点，但却代表了当代世界发展的趋势。特别是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我们所认为的主流会上变为一种保守。而非主流却会成为未来的主流。在一个变革的时代，我们不仅会遇到的物质层面的既得利益者障碍，也会遇到理论或知识层面，因思维定式和惯性的障碍。十八大提出的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新思维、新哲学和新经济观来推动生态文明的建设。

   
    2.我们需要以后现代的视角重新审读西方的现代化和中国的现代化。在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之后，中国的现代化目标和内容是什么，需要重新定位和反思。近代以来，强国富民的现代化目标一直是以追赶西方的现代化为参照系。但西方现代化经过几百年之后，暴露许多危机与弊病，在这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重新反思和定位既定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生态文明作为开启人类文明新时代的文明，应当将其上升为中国实现新现代化目标的文明。我们需要以后现代新视角重新审视西方现代化，避免重复西方实践证明是有代价和有错误的现代化错误。我们对西方现代化的认识，要多视角进行。目前国内学术界，存在一种严重的媚外倾向，更多看到了西方现代化的好处，缺乏对其弊端和代价的多视角的认识。

    
    3.需要拓展我们对生态文明研究的思路和视角。对生态文明的研究，需要从哲学、文化、社会与经济多视角进行。十八大提出搞生态文明建设是全面覆盖到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五位一体的文明建设。

    
    4.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中华传统文明和文化在生态文明时代的价值。这次到美国参加国际研讨会的最大感受，就是西方学者在探索后现代的现代化的过程中，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要使中国生态文明成为有根文明，中国现代化和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接地气”，这个“地气”就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文明。目前需要矫正我们对西方现代化的盲目追赶，矫正我们对开放变成了对外依赖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有追赶上了西方，就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中国需要有根的现代化，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需要新的文明启蒙，需要有我们自己独立的精神和灵魂。西方15世纪走向工业文明过程中，他们是从文艺复兴中找到了西方文明复兴的魂，找到了西方的自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需要民族自信，这个民族自信只能从中国五千年文明的根中去寻找。2012年以来，笔者之所以关注中国乡村文明的研究，也是基于这样的思考。中国五千年文明属于农耕文明，农耕文明的根在农村，不在城市。要使中国现代化成为有根的现代化，就必须重新认识中国乡村文明的时代价值。

    
    5.生态文明呼唤经济学研究需要新思维和新范式的革命。生态经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服务于生态文明的生态经济是不仅是一种新兴产业，更一种基于新理念、新价值、新财富观的新经济模式。这种新经济模式需要经济学研究思维的创新和研究范式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