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章摘自《和解的年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新文化图书有限公司，原题为《社会主义新乡村建设应“以社会建设为出发点”》，10年过去了，不得不说，文章提出的见解依然对当今的乡村建设有指导作用。！好的思想永远都不会过时！

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如果做到了心和、人和、天和“三和”发展，营造出心态、世态、生态“三态”和谐局面，就意味着达到了万有存在“无一物不得其所”的太和境界。世界大和与大和世界（非大同世界与世界大同）即由此诞生。心和、人和、天和是检验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和谐度的三个维度或三个指标体系。

从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为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和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到H·J·T“6.25讲话”重点阐述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再明确不过地昭示天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发展到必须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到“以社会发展为出发点”的轨道上来的历史阶段。

因此，中国960万平方公里上的5万多个政府的职能和职责，也必须相应地由经济职能转向社会职能，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为重点，同时，在经济建设中政府不再将自身作为天然强势的博弈方，去参与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而基本充当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利益博弈的“最终协调者”，以避免因政府行为（强作为、乱作为或不作为）人为造成的社会心态、世态、生态的失衡。

枭阳：中国经济建设成就，只有以社会建设成就的全生态方式体现出来，才能为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系统。新世纪新时期，在国民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趋向高层次调整的同时，必然要求包括经济生态、自然生态、文化生态、政治生态、社会生态在内的全生态和谐发展。于是，全生态的社会建设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

但是，过去二十年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指导下，中国各地各级政府很顺当地不仅成为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博弈的直接参与方（规则制定者、运动员、裁判员三位一体），而且成为中央和地方、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利益博弈方。21万亿GDP和1.2万亿成就的取得，固然与此有直接关联并让世人兴奋，然而无论是中国式的资本过剩、劳动力过剩、生产者过剩、消费者受损，还是由“四大不公”（贾品荣）导致的权贵群体与弱势群体（“四大贫困”）的矛盾；无论是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进程中经济社会跛足发展和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还是由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城乡结构）升级和调整必将导致的土地需求增长的瓶颈等问题，要想得到公平、有效、科学、系统的解决，都需要确立“以社会建设为出发点”的基本思路，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和职责。

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无论是城市建设，还是农村（乡村）建设，都是一种全生态的社会建设，是一种全生态的和谐发展。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位有人文情怀的企业家，作为一个房地产开发商，你对中国目前所谓“乡村败落”有何看法？

芝公：首先，作为实业界的一员，我完全同意你关于中国社会发展思路的探讨。中国单纯经济建设，尤其是政府主导并参与的单纯经济建设，无论取得多大成就，都不能替代社会建设，更不能解决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问题。我说这些，不是从理论上想的。我和你一样曾经下乡插队，整个青少年时代几乎都在农村渡过，对改善农村和农民生活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后来回城进工厂，做厂长，到搞房地产开发，到现在这家公司，那年我所在地政府发文号召房地产商在该市母亲河源头沿江种植生态林并承诺低价给予沿生态林带的土地开发权，我立马说动董事会在沿江200米之内种植水源涵养生态林，一下就投入4500万元一共种植了3000亩，每年花维护费就高达500万元，如今5年过去了我们种植的树早已成林，由于各种原因政府始终没有兑现当时文件承诺的土地。但这对我本人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我又有机会深入了解新世纪新时期的中国农村的面貌，感受当地村、镇干部和村民的生活，我几乎每周都要与他们打交道。

你说到乡村败落问题，我最近看到不少社会学者、人文学者的调研文章和文学家的悲情描绘。特别是贾平凹的《秦腔》使我感触良多。那简直是一幅乡村败落史，是传统被现代冲涮后的荒凉和无助。那个清风街的老村长夏天义不仅性格暴烈、刚愎自用、独断专行，而且目光短浅，领导无方，导致许多事务和决策的失误，使清风街变得日益困顿；新任村长夏君亭虽然精于制衡，动用各种市场时代的潜规则，在权力的背后不断地将乡村土地转换为眼前的利益，但古老的清风街却一步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败落了——大片土地荒芜、女人进城卖淫、男人进城卖力、乡村选举作弊、孩子失学辍学、矿工职业病泛滥、群体暴力抗法……苍劲雄浑的秦腔，终于在现代社会中逐渐沦为替村民们送葬的挽歌。如果说贾平凹《废都》是写了一座灵魂废败、信念沦丧的当代城市，那么他这部《秦腔》写的是一座从精神到物质、从伦理到人性、从自然到文化都完全废败的村庄。

枭阳：平凹的小说当然反映了中国乡村的现实境况，但小说毕竟是小说。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特别是现代化原发国家，乡村其实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而浑厚的名词，也是承载历史、书写现实、昭示未来的民族精神文化载体。人类社会的发展始于乡村，城市的现代文明是在农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即便是到了今天，去过欧洲的人都不难发现，欧洲文明的精华其实也在乡村，你可以从任一个乡村小镇中看到所有你熟悉的大城市的生活元素，小酒吧、咖啡馆、小教堂、小邮局、学校、市政厅、法院、养老院等等。在欧美城市里，你也不难发现所有的乡村元素。城市里的新贵们追求的恰恰都是乡村生活方式，所有贵族气质的运动，高尔夫、狩猎、马球等等，都是乡村运动。退休了，也是回到乡下去。这在中国原本也是这样，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告老还乡等等。可是，当代中国似乎已经再也找不到具有这样完整精神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乡村，当代城市的国人似乎再也没有可以告老还乡、衣锦还乡的故里可去了……

芝公：中国城市的精神文化都是来源于乡村，所以有一种说法是中国人无论他多么发达显赫骨子里都是一个农民。但是，现在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一方面把自然从农耕时代人类相依为命的家园，变成了供人类开采利用的自然资源，导致人与自然的分离，人成为与自然客体对立的“主体”，另一方面瓦解了植根于地方乡土共同生活的传统社区和传统文化，导致人跟他人的分离，使人成为孤独无依的“个体”，人的主体化和个体化其实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其原因都是工业化对地方社区和乡村传统的破坏，工业化硬把人从其世世代代安居乐业的身体和精神家园中剥离出来，抛到了苍茫无际的现代性“荒原”上，在给人带来自由的同时，也让人陷于无所适从、无所皈依的焦虑之中——中国目下似乎正在经历着一个与此类似的历史变局，农民离土、乡村败落、传统断裂、文化风俗散失殆尽、进城农民的承包土地被“外来租户”毁灭性使用、城郊许多村舍宅基地被中小加工企业零乱开发、老弱妇幼守望在村头……这也确是我每天看到的郊区乡村的现实。

枭阳：那么，你对改变中国乡村败落的情势有没有具体的设想？我是说，尽管当地政府目前还不能兑现“文件”承诺，也许永远没法兑现，你对你们公司种植水源涵养生态林周边的那些村庄，有没有一个既符合公司董事会从事房地产开发利润诉求，又能够在全生态社会发展即社会建设意义上恢复中国乡村生活活力的计划？你这个房地产公司的CEO，我想你肯定设想过在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战略中有所作为。

芝公：2005年底中国重新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无疑是有新意的。不过，我想这里应当改一个字，即把“新农村建设”，改为“新乡村建设”。看起来“新农村”改“新乡村”就一字之差，但无论在词义、逻辑规格上还是社会发展意义上，“新乡村”都比“新农村”更规范，也更符合实际需要。我翻了一下《现代汉语词典》，“农村”一词涵义是“以从事农村生产为主的人聚居的地方”，它反映的是一个业态群体集中的空间位置，并不直接与“城市”相对应。与城市相对的“乡村”一词，则是直接“跟城市相对”（opposed to “city town”），《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城市”一词也是“跟‘乡村’相对”（as opposed to “the countryside or ruralareas”）虽然也含有主要从事农业的意思，但还有“人口分布较城镇分散的地方”的涵义，且“泛指城市以外的地区、四乡、下乡”（《辞海》）。同时，“乡村”之“乡”还是一种行政区域单位名称，而且，这种行政名称从周代、秦、汉历代相沿（除1958-1982外）至今。因此，“乡村”除了含有“农”这一人与业态之间的经济关系之外，还表明一种社会伦理关系、一种人与自然、文化的关系，从而避免了“农村”一词主要把着眼点放在“农”这一业态经济关系上的局限。

枭阳：是的，在现代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作为一种业态经济关系，传统乡村所有的农业生产，完全可能发生在城市如建筑物顶层甚至室内，而一般概念中城市中才有的公园、旅游业、服务业，更会出现在广大乡村。更重要的是，这三种关系亦即“全生态关系”，不仅是今天的“乡村建设理论”需要整体面对和处理好的关系，也是“城市建设理论”需要整体面对和处理好的关系。今天，提出新乡村建设或社会主义新乡村建设，其中这个“新”字，首先强调的是全生态社会建设与和谐发展、系统发展；其次，也是相对于七八十年前，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分别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Rural Reconstruction）而言的，同时有一定的承接性，包括林毅夫教授1999年基于中国已经出现劳动力和资本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的论述提出的“新农村运动”概念，温铁军2001年始把一般的农村调研发展为组织青年知识分子和NGO志愿者下乡，直接操作农村基层的调研、培训、试验和城乡共同体，邱建生、刘湘波等重提“新乡村建设”，中共中央2005年底突出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等；最后，鲜明地表示它作为克服现代化后进国家或地区“城乡二元结构”和“经济社会跛足发展”的和谐社会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

芝公：我完全认同温铁军关于“总结以往各地农村试验的基本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我们需要从乡村基层开始，搭建进行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的基础”的命题。不过，我又不完全苟同他关于“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广大农民”的论断，以及下列公式：

新村运动（国外）＋新乡村建设试验（国内）＋N个缓解三农矛盾的基层经验（地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首先，长年流动在城市的1.5亿“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经济建设主体之一。始自1992年乡村劳动力的大解放，至今业已导致作为生产主体和生活主体的青壮年农民活动空间常年脱离乡村，而且，谁也没有力量再把他们拉回去做农民，号称“8亿农民”的中国乡村，除掉这1.5亿青壮年，留守乡村的主要是老人、妇女、儿童，把乡村留守人员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不现实的，把他们作为“新乡村社会建设”的主体，就更不现实。

其次，在铁军的公式里，前面两部分无疑是正确而准确的，第三部分即“N个缓解三农矛盾的基层经验（地方）”虽然也是很实在很独到的，但“三农矛盾”和“基层经验”都有很大的歧义和误导性。因为，第一，在上述史无前例的劳动力大解放、大流动的背景下，著名的“三农问题”（农村、农民、农业）中作为充分必要条件的农民主体问题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所谓“三农问题”能否作为一个真问题，就值得怀疑。否则，就不会出现五次全会中央强调“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并实施了“免赋”等一系列惠农政策，直至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至今未能改变中国乡村整体破败（人口流失、土地污染、村舍零落、缺乏社会生活保障等等）之势。第二，“基层经验”中的基层，显然是指地方政府，而经验，又主要是指称铁军等“社会力量”（知识分子、志愿者、NGO和个别企业家等）未经基层政府部门批准认可的如“晏阳初新乡村建设学院”等自发实验行为，所以，这里的“基层经验”，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构件其所指和能指都不是十分清楚的。

最后，铁军的公式只是强调了经验或模式的因素，而忽略了推动经验或模式的现实社会动力因素，因而在结构上也是有缺憾的。我想，作为一种社会建设的新乡村建设，其构件中国外的、国内（历史）的（包括国策）、基层的“经验”或模式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一种组织制度创新的机制和现实力量，也就是建设主体。不解决这个建设主体问题，包括创新主体的思想观念、法律地位、资本（含文化资本）实力问题，就很难解决或真正缓解目前几位知识分子、NGO志愿者局部成功经验面对整体破败之势难以相济的矛盾。

枭阳：呵呵，没想到你这位实业家，现在也要PK理论家了。我明白你的意思：既然新乡村建设，是一种社会建设，那么，新乡村建设的主体，就是包括乡村人群（目前以老弱幼为主）、地方政府机构、有普世正义意识的知识阶层（并不限于人文社会科学界）、有人文意识的企业家在内的“社会”，就是说，“新乡村建设”要依靠“社会力量”来进行。这里，首先是国家大的政策环境，比如在总体保持18亿亩农田不变的前提下，允许土地自由流转，但在一定时间内收购的出口还是经由政府审批监督。同时，省、市、县、乡级基层政府要适应“以社会建设为出发点”的要求，因地制宜地尽快完成职能与职责的定位，把经济建设职能转变为主要进行政策引导、法律保障、当地人文支持、公正监督执法、“零风险”的非利益博弈方身份、弱势群体保护人、其他公共服务等等。

那么，你认为企业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应当在社会主义新乡村的社会建设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或者更具体一点说，你打算在你们种植生态林的那个中心村做些什么、实现怎样的愿景？

芝公：老实说，我的确已经有一个计划，而且与你说的“全生态社会建设”与“社会主义新乡村建设”概念是一致的。这个计划暂时叫做“ＸＸＸ中心村城乡共同体建设计划”，作为一个综合项目将集生态保护、现代农业、旅游、生活居住、美学诸功能为一体，是在不新增建设用地的前提下，通过科学规划对现有土地资源进行整合，使之得到更为合理而有效的配置和利用。我想城乡共同体能较好地体现了三大功能：首先是社会功能，中心村城乡共同体的建设，不但向农民提供了优美舒适的生活环境，也为他们提供了就业保障和社会保障（镇保）。当地农民不再在现代化的边缘徘徊，而是顺利地融入到现代化的主流生活中。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共享现代都市文明的同时，不但没有失去农地，而且还持续地享受来自土地的收益。共同体生态园全部保留了项目地块上的农地，经过整合实现了农业（包括林业、旅游业）产业化。通过生产方式的改变，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包括外来租户）的生活方式。第二是生态功能，通过中心村的建设，基础设施得到完善，生活污水全部纳入松东污水处理厂，彻底解决了分散居住的生活污水排放问题，也从根本上消灭了污染源。而农地的全部保留，特别是水源涵养林和现代农业的建设，在改善当地生态的同时，还使环境得到优化和美化，发挥了重要的生态功能。第三是经济功能，毋庸置疑，中心村共同体的建设，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极为重要的机会。它为当地第二产业的升级，提供了空间；也为当地发展第三产业的功能，创造了条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它这里，第一产业也得到重生和跨产业发展。通过集聚整合的土地既改变了小农生产方式，也使自身更具有审美价值。生态园将观赏性、娱乐性和种植业、养殖业结合起来，使其在发挥重要的农业和生态功能时，也加强了其经济功能，其中包括发展旅游的重要功能。也就是说，它以第一产业的形式实现了第三产业的功能。

枭阳：安居乐业是人类共通的基本生活诉求。不管是讲发展，讲改革，讲生态，还是搞建设社会主义乡村，解决三农问题、城乡二元结构问题都需要全社会的参与，需要社会的资本、知识、热情和智慧。你们提出的“中心村城乡共同体”将是实施全生态社会建设的有益尝试。同时，由于在你的这一计划中，只要政府提供充分的政策引导和法律支持，而不需要提供财政支撑，也就不需要当地官员承担政治风险和经营风险。最后，我想，如果你们再适当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如韩国的“新村运动”，英国的“零能耗住宅群”等等，为城市居民和进城劳动者提供双向选择的可能生活，你这个城乡共同体社会建设构想，就更加名副其实了。我相信，在政府的支持和当场居民的积极参与下，你们完全可能创造出某种具有示范意义的“建设模式”，这一模式的推广，也将使国家“十一五规划”中打算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的数千亿元更具效率和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