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和土是农业的根基，水土的恶化既影响着农业的发展和食物安全，反过来也受到既有农业形态的深刻影响。考虑到中国的种植业、养殖业转型带来了大量的污染物排放，本次论坛特别邀请了4位专家做专题报告。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学院的高超教授和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金书秦博士都聚焦到农业的面源污染问题。

    官方数据显示，我国的化肥使用量从1978年的不到1000万吨增加到2013年的5912万吨，平均每公顷目前达到440公斤，其中东部的一些地区超过600公斤；农药用量则从50多万吨增加到180万吨，人均“消费”量已达1.3公斤，几乎是世界最高。

    此外，80多亿吨农村生活污水大都未经处理，1.2亿吨生活垃圾也多是直接丢弃、填埋或焚烧。

    总之，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产生的废弃物，尤其是畜禽养殖业排放的大量污染物，引起或加剧了水体的富营养化和土壤酸化，对环境尤其是水土污染的贡献也愈加显著。

    按照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2007年)数据，农业部门的化学需氧量排放高达1324万吨，占全国总排放量的43.7％，而总氮、总磷的排放量更分别占到总排放量的57.2％和67.4％。

    高强度的化学品投入和污染已经严重影响中国的农业和食物安全，农业部门也普遍认为“到了不得不治的时候”，但在高超看来，中国的舆论和绝大多数公众并没有认识到我们已经走得太远：“我们非常自豪用世界上7％的耕地养活了20％的人口，却忘记了7％的耕地也消耗了1/3的化肥。我们还在讲绝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事实证明我们就是在走这条老路，而且先污染更猛更快，后治理则落后很多”。

    他结合自己的调查和见闻举例说，江苏某地的水稻种植喷洒农药达15次之多，而海南某地的苦瓜种植已到了用蘸了农药的刷子刷、用桶装农药浸泡的地步，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不可想象。

    政府和学术界对农业面源污染的认识也远远不够。高超和金书秦都强调，相较于工业点源污染，农业面源污染面广、量大而又分散，在现代农业体系下，所有的农田几乎都成了污染源，所有农户(2亿左右)也都主动或被动地、有意或无意地成了排放者。

    加上面源污染物进入环境的过程具有滞后性(经土壤缓冲，随雨水或地表径流进入水体)、潜伏性，所以，不像工业排放那样容易监测和监控，也不像点源污染那样容易集中治理。

    基于农户是实际的污染物排放主体，金书秦分析了这一主体人群的行为特征。他认为，农民并无主观污染的动机，他们不同于企业为了节约成本或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排放污染物，因为农药和化肥都是要花钱买的，农民不会故意多施滥用，也不会故意排到水里；同时污染直接产生在农村地区，农民是最直接和最大的受害者，他也没有动力去排放污染物。

    农户成为污染者的制度原因，首先是种植业与养殖业的分离，割裂了内部循环；其次是农业的工业化、化学化使他们陷入了对化学品的路径依赖。这两个因素摧毁了农耕文化的优良传统，使原先的肥料成了污染物，也即变宝为废。

    进而，相关知识的缺乏使农民难以认识到化肥农药的环境影响(据他对1500个农户的调查发现，有62％的农户将用过的农药包装袋——含有2％～5％的农药——直接丢到田地或河沟)；承包权缺少保障或土地流转期较短使他的贴现率要求很高，尽量在短期内激发土地的最大生产能力，政府的一些补贴政策导致化学品价格的扭曲，这也都会促使农民加大化学品投入。

    他还指出，农民的信任问题与农药投入量有着很大关系：“由于关于农药的知识来源主要是农药销售者，为了保持若即若离的信任，乡村的农资店老板怕农民打50毫升没把害虫打死，以后不再到他那里购买，就说应该打100毫升”，“所以信任的缺失或扭曲会导致农药滥用”。

    如此复杂的因素，自然对政策导向和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在金书秦看来，一方面，40年来，我国的农业环境政策要远远滞后于问题的演变，从20世纪70年代提倡“污水灌溉”，80年代叫好乡镇企业，90年代问题凸显之后仍没有足够重视，许多地方农资部门靠卖农资维持运营。

    另一方面，环保机构一直在升格，农业部门的相关机构和职能都归拢到了环保部门，但后者并没有建立起农业环境管控体系，机构、管理和研究都几乎是空白，乡镇没有环保机构，县里少有专业人员，农业面源污染至今还没有常规性监测。农业环保投入也甚少，实质性的投入是从2008年开始，2013年达到200多亿元，但落到每个村庄后能干的事情很少。

    当然，在国家层面已经意识到现有农业形态的环境负效应，提出向“绿色农业”转型，农业发展目标也从单一的高产转向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并在近期提出了一些具体指标，例如，到2020年实现农药、化肥的零增长。

    但是高超和金书秦都认为，在消费量将继续增加和产量要求“×连增”的宏观政策导向下，如果缺少有效的管控措施和技术变革，化学品的投入量可能还会增加，而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只会造成地方上玩弄数字游戏。

    在农业环境污染中，养殖业的角色异常突出。按照上述全国污染源普查数据显示，畜禽养殖业贡献了农业COD排放量的95％和总磷的38％。

    南京农业大学的胡浩教授(畜牧经济学)分析了中国的养殖业转型及其生态效应。作为全球最大的肉类生产国，中国2013年的肉类产量达8535万吨，牛奶3500多万吨，禽蛋近2900万吨，分别是1990年的3倍、7.5倍和2.6倍，水产品产量则达5800万吨。

    大规模的养殖业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满足了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但其生态环境代价也巨大：畜禽养殖业已成为与工业并列的污染源，仅畜禽养殖的粪便、尿液产生量已超过4亿吨；而5亿多头猪、近亿头牛等大量畜禽在呼吸和消化过程中产生的甲烷等温室气体也值得重视。

    此外，在饲料和兽药生产过程中添加了大量或过量的育肥剂、抗生素、兴奋剂以及硫酸铜、氧化锌等，都会影响人体健康，也会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胡浩认为，养殖业的规模扩张伴随着养殖业的转型，也即从过去的自给自足、种养(农牧)结合的散养向着以市场为导向、种养分离的专业化集中养殖转变。传统的畜牧业布局主要依据各地的自然禀赋条件，优良品种也是这么产生的，但目前的畜牧业布局已经脱离了这种格局，主产地主要依据饲料生产能力、扩大的市场距离和畜产品加工能力，养殖业与种植业的循环链条被割裂。

    目前养殖业的集聚度和规模化都相当高，如生猪规模饲养率是60％，肉鸡规模饲养率达到85％，一些地方建起万头养猪场(母猪存栏数)，年间出栏量达20万头。

    产地集中有着许多便利，也造成了当地环境无法容纳的问题，畜产品的市场距离可以是500公里甚至更大，但废弃物却只能在当地消化。据计算，仅从畜禽负载量来看，我国大部分农区的环境压力都大于1，也即畜禽养殖密度超过每公顷耕地15头猪(折算)的适当承载头数。

    高密度的集约化养殖，使大量的排泄物处理难度很大，即使经过处理，也远远超过当地农田的最大承载量，以至有些养殖专业村散发着臭味。

    水产业的生态负效应也非常突出。中国也是全球第一水产养殖大国和世界唯一的渔业养殖产量超过捕捞量的国家：养殖—捕捞比在20世纪80年代是33∶67，2010年达71∶27，其中淡水养殖的养殖—捕捞比由71∶29变为2012年的92∶8，海洋渔业的养殖—捕捞比也达到54∶46。

    养殖量比重的增长本身也说明环境恶化造成可捕捞量的不足，而大量的饲料投入加剧了水体的富营养化，同时淡水养殖全过程都在用药——消毒剂、增氧剂、解毒剂、体质改善剂等，用药量超过畜禽产品，监控力度也更低，因此，有专业人士认为水产品养殖的环境问题似乎更大。

    鉴于养殖业的问题与高度集聚的大量生产方式有着密切关系，胡浩认为，要降低畜牧业的生态环境压力，关键是实行源头控制，对养殖业合理布局，从循环利用的产业链角度来控制污染，前提是农牧结合，然后是适度规模，尤其要避免那种缺少技术支撑、也超过了当地环境容量的大规模养殖。

    上述学者都是从全国层面分析农业的生产方式及其环境效应，新疆师范大学的崔延虎教授(生态人类学)则以其20多年的跟踪调查为基础，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区域案例：塔里木盆地的棉花种植业扩张如何加剧了这个生态脆弱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成为国家战略的未预之局，也显示了“边治理、边破坏”的矛盾。

    新疆是我国最早种植棉花的地区之一，但直到1978年种植面积也不过226万亩(占农作物播种总面积的5％)，20世纪80年代末扩张到550多万亩。在20世纪90年代新疆提出“一黑一白”(也即石油、煤炭和棉花)的大开发战略之后，其绿洲地区掀起了开荒植棉的热潮，棉田面积2000年突破1500万亩，2012年达到2600万亩(官方数据，实际面积可能在3120～3380万亩)，占新疆耕地面积的42％。其中的2/3又集中于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环形地带，按照官方统计，那里的棉田从20世纪50年代的不足40万亩扩展到目前的1800万亩左右，占当地耕地的比例也从4％增加到50％以上，从库尔勒到阿克苏、喀什、和田，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种植带。

    大规模的棉花种植改变了新疆多数农民的生计方式，棉花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例已达35％～40％，在塔里木盆地的棉花主产县更是占到50％～70％。与此同时，自1993年以来，新疆的棉花种植面积和总产量也始终位居全国第一，2012年产量达353万吨(是1989年的11.8倍)，占全国棉花总产量的52％。

    在降雨量极少的塔里木盆地(南部15～30毫米，北部50～70毫米)，耗水量较高的棉花种植业加剧了水资源紧缺。塔里木河(环绕塔里木盆地9大水系、114条河流的总称，干流1321公里)流域面积100多万平方公里，水资源总量仅为429亿立方米。而每亩棉花年用水量曾高达700～1100立方米，在采用节水技术后亩均耗水量仍达400立方米。按1771万亩棉田计算，年耗水总量达71亿立方米，加上新开垦的棉花地需要大水漫灌，实际耗水量更大。

    结果造成河流水量剧减，和田河、叶尔羌河和阿克苏河3河交汇处，也即塔河干流起点(阿拉尔)的水流已不能持续，叶尔羌河及和田河的下游均时常断流。河水不够就转向打井，大型种植业者甚至会在干涸的河道中央打深井，用进口的大马力抽水机抽取地下水，造成地下水位快速下降，塔河两岸50～80公里内打井深度已从20多年前的8～20米增加到近年的150～180米，部分地区甚至超过200米。

    棉花种植业的扩张使塔里木盆地的农业用水量的比例由原来的28％上升到70％，过度挤占了维系流域生态的生态功能用水，由此威胁着绿洲生态系统：河流干涸，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胡杨林等旱生植被逐渐衰败，土壤风蚀加剧，绿洲与沙漠间的过渡带缩小，沙漠从外部威胁绿洲的安全，严重者已造成无法逆转的局面——如罗布荒原边缘的尉犁县曲尔尕特的荒漠草场在近20年间大面积消失，在阿克苏地区的重要产棉县沙雅县境内，塔河古河道两岸的100多万亩胡杨林因长期缺水而濒临死亡。

    进而，长时间大面积的单一棉花种植以及化肥、农药、地膜的大量投入(兵团农场使用飞机喷洒农药)，从内部危害着绿洲，土地盐渍化加剧；原来少见的棉花虫害每年都会大面积爆发，反过来导致农药用量增加；农药残留聚集于地表，并因光照蒸发造成空气污染；鸟类种群数量明显下降，田间益虫在有些地方近乎绝迹；塑料薄膜残留量积聚，部分地区亩均残留量达35～40公斤，造成地力衰退、“根扎不下去”。

    在加剧了水、土、沙、盐之间不平衡的同时，棉花种植业的扩张也使2001年开始的塔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历时11年，投入107亿元，共向下游河道生态输水15次、累计46亿立方米——事倍功半，流域生态环境局部改善、整体恶化，而这项国家工程的本来目标是用5～10年的时间使流域的生态环境建设“有突破性进展”。

    塔里木河下游的台特玛湖在多次输水后仍然经常处于干涸状态，崔延虎等人曾在湖中心看到干死的鱼、白狐和蜥蜴，输水前修建的大桥也已被风沙掩埋。

    崔延虎特别强调了棉花种植业对不同群体的不同影响。与通常只有十多亩至数十亩棉田的当地农民相比，沿河的生产建设兵团和近年来兴起的个体“棉老板”是种棉大户，也是获得“开荒权”的主体和在河道中央打深井的主体。

    其中“棉老板”多系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而来，其新开垦的棉花地只有少部分进入统计数据，他们实际拥有塔里木盆地1000多万亩地方棉田中的80％，其中的规模较小者也有数百亩，最大者则达32000亩(年利润达4000万元)。

    拥有的大面积棉田意味着他们是水、肥、药和地膜的使用大户，而缺少长期生活在干旱地区形成的生态知识和文化约束，加上经营的短期性和利润最大化的驱动，更促使他们对水资源和化肥、农药的滥用，并且对自身行为的生态后果缺少像当地人那样的感受和担忧。

    崔延虎提醒我们，需要从决策体系与生态环境、国家与地方以及国家与少数民族社会的关系来思考他呈现的案例。

    塔里木绿洲走廊的水土资源开发，已经由以往的绿洲小型社会主导的、满足当地人需要的小规模开发，演变为国家主导的、满足国家战略需要的大规模“圈地式”开发。

    与此相伴，千百年来形成的适应当地生态环境的旱生植物体系和农业轮作制度已被破坏，耗水性的棉花单一农作体系已经全面铺开。植物生态系统的这种变化，已经并将继续造成“黑白”战略的制定者不会预料到的生态后果。

    进一步的问题在于，新疆已经成为国家确保棉花安全战略的最主要地区，沿海多个省区开始压缩棉花种植，而将目光转向新疆。因此，新疆尤其是塔里木盆地的棉花种植规模及生态环境压力也必然进一步加大。

    如果再考虑到作为“黑色”产业的石油、煤炭的开采在当地也是方兴未艾，塔里木盆地的生态前景堪忧。至于它是否会演变成中亚地区同样由棉花种植酿成的“黑色灾难”，或者与复杂化的族群关系纠缠到一起，演变为水土之外的更严重的问题，也需要警惕。

    初步的结论

    尽管此次研讨还有一些重要问题未能涉及，对已有议题的讨论也未能完全满足预期，但就笔者而言，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形成了较清晰的印象，或者说初步结论。

    第一，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农业大国，中国的水—土问题似乎也是当今世界上最为严峻的，水—土问题与已被工业化彻底改造了的农业的问题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恶性循环。

    第二，在可预见的将来，即便工业污染能够得到有效控制，种植业和养殖业还会继续加大生产力度，农业面源污染还会随着化学品投入的增加而加剧，这将进一步损害农业本身的安全和食物安全，甚至在部分生态脆弱地区造成崔延虎所担心的生态—社会的恶性连锁反应。

    第三，相关的法律和制度建设在强化，战略和政策也在调整，但正如许多学者提到的“保密”现象所显示的那样，“问题”依然没有向社会开放，因此，问题的解决也就会继续缺少社会响应，这当然不利于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