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第八部分是改善‘乡村治理机制’，对新形势下的农村社会管理作出了重要部署。在工业化城镇化的推动下，农村的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组织体系、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的基层治理方式已不适应发展的需要。新的形势下，必须大力推进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确保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农民群众的安居乐业。”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委员说。

    那么当前中国乡村治理的现状如何？中央一号文件中改善乡村治理机制的意见，对以后乡村治理有哪些积极的作用？对此记者采访了部分代表委员。

    农村治，天下兴

    “当前，农村经济发展正在急剧变化，农村社会关系日趋复杂，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正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完善和创新乡村治理机制，让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跟上经济社会结构变化的形势成为当务之急。”汪晖说。

    湖南省慈利县象鼻嘴村的党支部书记向平华代表是来自最基层的干部。“要说治理，‘上面一根针，下面千根线’，基层最重要。”向平华说，“总书记参加上海团审议时也说了，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应该把基层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是我们手里的武器。”

    “农村治，天下兴。农业是第一产业，农民是最大群体，农村是基层社区。创新农村社会治理体制，是创新我国社会治理体制的突破口和着力点，是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大举措。”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代表认为，基层党组织建设要靠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同时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关。 

    要把党员干部培养成致富能手，成为新农村发展的领头人，从而巩固执政基础。村干部是领头人，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领头羊”，要及时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培训。“农村发展的目标不只是赚钱，而是要被群众们拥护，要培养村干部最基本的道德和价值观念。”

    张晓山同时认为，在行政村一级作为基层政府派出机构的色彩越来越浓的现实条件下，要强化村民小组层级的民主自治功能，以村民小组为主体建立和健全普通农民对村干部行使权力的有效制衡机制，将非公务员身份的村干部的权力也能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确保普通农民的权益不受损害。

    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委葛剑雄说，建设基层民主可以大胆积极试点，然后推广，针对有的村人很少了，可以适当集中，鼓励公务员、村官到基层，毕业生回乡为社会服务。

    广东省农业厅副厅长程萍委员也认为，贫困地方没有集体收入来为乡村服务投入，未来要加大行政村与自然村集体组织力量，增加村里的集体收入的经济来源。

    “乡村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家实行了积极的农村发展计划，取消了‘皇粮国税’，以推进农村的发展，乡村治理的逻辑发生了转变。这一方面说明乡村与整个国家治理的关系密切；另一方面国家的战略目标发生转移，实现农村社会的转型成为中国崛起的重要环节。”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委员说。

    统筹推进 创新机制

    湖北省恩施州建始县龙坪乡店子坪村党支部书记王光国代表认为，基层党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他所在的支部会定期召开会议，及时沟通党员思想，摸清他们的动态，及时了解党员干部的诉求。

    广州增城市石滩镇沙头村村官冼润霞代表说，现在农村面临的问题在于老党员多，活力少，应该鼓励年轻党员回村创业，增添新的活力。在新媒体时代下，老党员需要及时适应发展时代的潮流，需要把“脚步”跟上。“我们村村干部平均年龄在40岁左右，相对较年轻。”

    汪晖说，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该注重社会自治能力的形成。自上而下落实，自下而上探索，整个治理体系才会更好地发挥不同主体的能动性。“公共领域是分层次的；对普通人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他们生活的地方，是地方性的公共领域。”

    来自西藏的加永尼玛代表说，党中央和区党委高度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开展了创先争优强基惠民活动和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并从地、县、乡机关选派干部到村里当“村官”。尤其是2011年以来，自治区给我们派来了驻村工作队，帮助村“两委”理思路、跑项目、谋发展、促稳定，为村里带来了新气象。现在，我们村党支部班子配强了、制度完善了、凝聚力和号召力增强了，年轻人主动要求入党的越来越多。

    “象鼻嘴村没有留守儿童，邻里关系和睦，基层组织发挥作用，象鼻嘴村做事也顺溜。”向平华说，“比如国家补贴到我们那里，每人头上一两百元钱，对一家一户来说，能管多大用？我们和村民商量，把钱集中起来修路、修沟渠，大家再出出力，事情就办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