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把给予富人的相同或相似的机会给予穷人的话，他们是能够使自己摆脱贫困的。穷人本身能够创造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我们必须去做的只是解开我们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而已。”

这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尤努斯的一席话，尤努斯和他的穷人经济学让我们看到了金融在缓解贫困问题、构建社会和谐中的能量与希望。对于中国这个有着上亿贫困人口的国家而言，如何突破金融的制约瓶颈，赋予更多穷人改变命运的机遇，不仅是一个重大的金融课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社会课题。

多年来，我国农村金融虽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与整个“三农”事业发展相比，与众多贫困地区农民的现实需求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农村金融作为一道世界性难题，不仅困窘于穷人本身的发展能力与环境的制约，更重要的是，我们现有的金融体制如何去看待农村金融的可能性，以及在传统思维和发展模式之下如何开辟一条真正切合“三农”发展实际的路径。

历史的浪潮中，总有些人会勇敢地站立出来，承担起改革先锋的重任。2006年，时任海南省委副书记、现任省委书记罗保铭提出了“农民组织化是基础，农村金融是核心，农业科技是手段，农业市场是龙头，农业保险是保障”五位一体要求。2007年，按照这一要求，在“给穷人贷款，助穷人发展”的理念支持下，海南省农信社结合自身实际，紧紧围绕“促进农民增收”为落脚点，以小额信贷为突破口，全面推进农村金融综合改革，创新具有海南特色的“一小通”金融支农发展模式。这些年来，他们大胆地突破传统金融思维和体制弊端的束缚，在尊重金融规律的前提下，坚持“跳出金融看金融”发展理念，找到了一个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行之有效的办法，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村金融发展之路，使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6年的3256元增加到2013年的8343元，使得海南农民收入增幅连续多年走在全国前列。

农村金融就应该为“三农”服务，为农民发家致富服务

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全部位于热带的省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赋予了海南热带农业显著的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在海南，天然橡胶产业既是关系国家安全的一种稀缺战略物资，也是海南农垦的优势产业；反季节瓜菜品种多样，是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特色产业。此外，热带花卉、南药、南繁育种等也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有资源、有市场、也有技术，但就是没有资金。长期以来，金融服务滞后一直是制约海南“三农”事业发展最大的瓶颈之一。海南省各级领导看得清楚，要想实现海南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必须要在农村金融上做文章。

但是，在商业银行纷纷撤出农村的大势下，在金融从业者“谈小（小额信贷）色变”的背景下，农村金融要想真正有所作为，从何突破？这显然不只是困扰海南一家的问题。

正应验了“危机就是转机”。2007年，作为全国最后一家参加农信社改革、资产质量全国最差、历史包袱最重的海南省农信社挂牌成立。现任海南省委书记、时任海南省省长罗保铭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定位——“一定要把农信社办好，为农民增收多做实事”；“我不在乎农信社赚多少钱，我只关注你们为促进农民增收做了多少实事。”

就在当年的博鳌论坛上，罗保铭还邀请尤努斯担任海南农信社的顾问，为当时刚挂牌不久的农信社将要开始的改革提供一些可参考的经验和建议。

省委领导的嘱托、与尤努斯的合作，这也正是刚刚上任海南农信社理事长吴伟雄一直以来的追求。吴伟雄虽然没有金融领域的履历，却有着30多年扎根农村、从事农业的经历，对于“三农”特殊的感情和责任感，使他坚信金融服务社会不应仅仅是锦上添花，农村金融服务贫困群体更应是雪中送炭。

“由于统计口径的问题，现在很多所谓的农村金融贷款其实并没有用于支持‘三农’发展，这不是真正的农村金融或者说不是农民真正需要的金融服务。”吴伟雄坚定地认为，“农村金融就应该为‘三农’服务，应该为农民发家致富服务。我们只有在农村踏踏实实地发展小额信贷，才能让农信社真正成为农民的银行。”

在罗保铭“学习尤努斯精神、借鉴格莱珉办法、探索海南自己模式”的要求下，2007年以来，海南农信社把小额贷款作为撬动农信社改革和农村金融发展的突破口，经过多年的实践与探索，逐步形成了适合海南实际的“一小通”模式小额贷款。

用传统金融那一套方式搞农村金融，只会离农民越来越远

实际上，在海南农信社改革之前，海南小额无抵押担保贷款已经发放了10多年，涉及金额超过10亿元，但坏账率一直居高不下，以至于海南银行业“谈小色变”。

虽然尤努斯的格莱珉模式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在格莱珉银行模式下，借款人是银行的股东，因此借款人、贷款人以及银行是一家人，贷款几乎没有成本；而且格莱珉银行可以做保险、信托、证券等混业金融，从而进一步降低银行的风险。海南显然不具备这些条件。

生搬硬套只会水土不服，但是沿袭旧制更是死路一条。现代金融体系中，“银行人”头脑里形成一些颠扑不破的“规律”，如审贷分离、贷不贷由银行决定，小额信贷高成本高风险、农民不讲信用……对这些所谓的“金融业内定律”，海南农信人并不认可，他们有自己的态度：

——在正规金融机构进入之前，海南的民间借贷市场一直非常繁荣，而且还款率也相当高。          

这证明农村市场并非不可为，坏账问题更并非小额信贷的固有基因。

——过去有的农民不讲诚信也有历史原因。主要是由于贷款手续繁琐以及贷款过程中工作人员吃、拿、卡、要造成的。实际上，农民是纯朴的，也是讲诚信的。

——发展小额信贷，必须要重塑农民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这需要金融机构主动作为。

敢想更敢干的海南农信人，使出了浑身解数。甩掉历史包袱，甩掉传统金融思维的禁锢，他们开始了一系列大胆的创新和改革：

他们把贷款审批权交到了农民手中。农民自愿组成5户联保小组，在接受金融机构信贷员5~7天培训后，只要是2万元以下的贷款，不需审批，不需抵押，就可直接发放。这极大地便捷了农民贷款。

他们独创了小额信贷“诚信保证金”制度，把贷款利率定价权交给了农民。也就是说，只要农民按时还本付息，就给予诚信奖励。还款信用越好，诚信奖励金率就越高，以后的贷款额度也逐步提高。这既增强了农户的诚信意识，又减轻了他们的利息负担。

如果遇到大灾或者特殊情况农民还不上款的，就予以延期只收利息，不算为不良贷款。这样农民压力小，也有利于农民养成还款习惯；对于银行来说，每年都有利息收，并不影响整体运作。

在海南屯昌县枫木镇，农户林桂美已经是第九次在农信社贷款了。从2008年第一次4000元贷款额到现在已经上升到3万元。她借助小额信贷种瓜菜、养土鸡，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成了当地的富裕户。由于还款及时、信用好，加上政府的贴息，她基本是零利率贷款。

这些带着“泥土气息”与传统金融规则大相径庭的做法，受到了农民的欢迎。如今，在海南农信社，每到贷款到期日之前，贷户提前争相还款的现象比比皆是，尝到诚信甜头的海南农民深刻理解了信用的价值，并积极影响周围的人。

过去，对于一些有能力却拒不还贷款的人，农信社把他们的名字公之于众，甚至请来舞狮队到其门前“喝倒彩”，通过传统农村乡族压力“逼”其还款。这种无奈的催款方式，今天根本派不上用场，因为今天海南农民小额信贷的不良率还不到1%。

吴伟雄说：“用传统金融那一套方式搞农村金融，只会离农民越来越远。在尊重金融发展的基本规律前提下，必须要跳出金融看金融，这才是农村金融的核心。”

小额贷款能走多远，关键在于对农民的感情有多真

在海南农信人口中，一直常说这样一句话：穿皮鞋的人是下不了农田的，西装革履的人是搞不了农村金融的。

小额信贷要想真正发展起来，除了体制机制的完善，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一批专心于农村、矢志于小额信贷的专业队伍。为此，海南省联社另起炉灶，针对小额信贷业务打造一支全新的队伍——“小额信贷技术员”。

这些信贷员都是公开招聘的大专以上的年轻大学生，其中80%出身于农民家庭。在首期小额信贷技术员培训班上，吴伟雄送给他们每人一本《穷人的银行家》。吴伟雄希望这些大学生能够从中找到精神食粮和战胜困难的方法，更希望他们改变传统信贷员只管放贷和收钱的简单工作方法，真正做到“给农民贷款、教农民技术、帮农民经营、助农民增收、保农民还款”，成为优秀的“农民的银行家”。

这是一支年轻的信贷员队伍，他们坚守着“不抽农民一支烟，不喝农民一口水，不拿农民一分钱”的行为准则，他们秉持着“农民是最有诚信”的信念，他们坚持着“真心真情付出，贴切有效服务”的宗旨，每天骑着自行车，穿着统一的服装，党员戴党徽，团员戴团徽，深入农户，为农民培训和放贷。

他们与农民群众一起劳动，宣传党的政策，传授农业科技知识，教不识字的妇女写自己的名字。台风来了，他们第一时间跑去帮农民抽水抗灾；农民碰上假化肥、假种子，他们帮着联系有关部门定损索赔；农民种植有难题了，他们赶紧请来镇里的农技员予以指导。

他们时刻牢记着一句话：“和农民打交道，不在于学问有多高，能力有多强，而在于对他们付出的感情有多真。”

目前，海南农信社小额信贷技术员达到541人。在服务农民的过程中，这批队伍正在迅速成长起来。在海南农村，几乎所有的农户把小额信贷技术员看成党和政府的好干部，给予充分的信任。在党与农民群众之间，信贷技术员们较好地发挥了上下沟通、联系纽带的作用，很多农民这样评价他们：不是大学生村官，胜似大学生村官。

海南省委组织部也把选派大学生村官与培养小额信贷技术员队伍有机结合，共选派128名优秀小额信贷技术员挂任农村“两委”副职，选派16名优秀小额信贷技术员挂任乡（镇）副乡（镇）长，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评价说：“海南探索的‘一小通’小额信贷支农模式，打破了我国农民贷款难的瓶颈，其重要意义不在于现在解决了多少农民贷款，而在于为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提供一个突围的可能性，也为我党培养亲民爱民的干部探索出有效途径。”

做农村金融的人，除了懂金融规律，更要了解农村，要懂农业规律

对于海南农业而言，可谓是“给点阳光就灿烂”。但是，海南农业也常常面临自然和市场不确定因素。最大的挑战就是台风，常常是眼看丰收在即，一场台风过后，农民颗粒无收，很容易产生不良贷款。

农业终究是一个弱质产业，虽然矢志于农村金融，但这些海南农信人常常感觉“压力山大”。

“做农村金融的人，除了懂金融规律，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农村，要懂农业规律。”在不断摸索中前进的海南农信人，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要使小额信贷更好地服务于广大农户和农村经济发展，就必须深入农村、熟悉农业、了解农民，坚持“三跟原则”，即跟着国家产业政策走、跟着市场规律走、跟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走。

吴伟雄特别提醒道：“要处理好小额信贷和农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当某种农产品价格高起、大家蜂拥而上发展某一产业时，金融机构不宜盲目发放小额信贷；而当农产品价格走低或者遭受自然灾害时，金融机构应主动发放小额信贷，支持农民发展生产，因为等产品上市之时往往是价格较好的时候。

去年4月中旬，H7N9重创全国家禽养殖业，海南文昌鸡价格下跌近一半，企业与农户难以为继。海南省农信社挺身而出，向养鸡户和企业提供了1亿元紧急贷款。在海南农信社的支持下，潭牛文昌鸡公司加大冷库建设，低价大量收购文昌鸡，在此次危机中转危为机。紧接着，海南省委、省政府出台了综合扶持政策，省财政拿出5000万元补贴养禽业，并鼓励金融机构加以信贷扶持。1个月后，海南文昌鸡价格和销量基本恢复到正常水平。

“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失去了信贷支持，海南的一个特色产业就将陷入危机，至少1年之内无法恢复。”潭牛文昌鸡公司董事长于吉英说。

危急时刻见真情，危急时刻更能显示出一个企业的品格。“当时的决策也是面临一片质疑，但是因为对海南‘三农’的责任，因为对农业经济规律的准确判断，才使我们如此坚定。”吴伟雄如是说。

海南农信社还特别注重对合作社的信贷支持。利用农信社的小额信贷资金优势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优势，联手构建支农信贷平台。在海南农信社的支持下，屯昌枫绿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海口天源叶花卉合作社、三亚海榆渔民专业合作社等迅速发展壮大。这对于海南农信社业务迅速拓展以及经营风险有效防控起到了积极作用。

小额信贷大有可为，农村金融大有可为，“三农”事业大有可为

6年以来，海南农信社不断创新“一小通”小额信贷模式，累计发放小额贷款63万多笔，金额130亿元，支持农民发展特色经济，惠及农户51.8万户。海南已成为全国小额信贷方面发展最好、增长最快的地区。

原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曾先后两次来海南调研小额信贷发展情况，并称“看到了中国‘草根金融’地平线上的一道曙光”；2010年3月，曾担任过银监会主席的现任海南省长蒋定之指出“海南省农信社在特别困难的条件下，通过特别艰苦的努力，取得了特别明显的成效，支农服务主力军地位进一步巩固。”

2011年4月2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批示：“银监会着人对海南省农信社经验进行认真的归纳总结，在全国农信社进行推广。”

成功从来不是偶然。吴伟雄回想当初农信社成立之初，就曾有一位资深农村金融专家提醒他：全国这么多金融机构没有一家把小额信贷做得好的。小额信贷可大声喊，可不要真做，一做就陷进去了，不仅农信社被拖垮了，你自己的前途也被毁了。

而今，小额信贷不仅发展得如火如荼，还带动了农信社基层社积极营销优质客户存款和贷款，使各项业务走上了健康发展轨道，赢得了更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2013年，小额信贷实现盈利近185万元。海南省农信社各项存款余额为856亿元，贷款余额565亿元。是全省银行业中，营业网点设置最多、覆盖范围最广、服务群体最大的金融企业。

海南农信社之所以能够打破小额贷款的魔咒，既有赖于其自身的努力，同时也得益于海南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海南省在全国率先确定把“农民小额贷款政府贴息”作为省政府战略；在政策方面，为支持农信社改革，出台了《海南省支持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通过专题会议，研究解决了为农信社注入5000亩土地资产的问题，为农信社兑付央行票据铺平了道路；对农信社支农的核心队伍——小额信贷技术员，政府有关部门出台了专门政策，要求录取公务员、培养基层干部，要优先从这支队伍中选拔。

在发展中，海南农信社小额信贷管理者们也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做小额贷款、服务农民支持农村，既是省委省政府交给他们的重要政治任务，也是农信社的本职工作、根本使命。而且，他们更坚信，农村金融市场是一片广阔蓝海，只要持之以恒地发展下去，一定会收获巨大的市场回报。

而今，在海南人民心中，农信社就是农民自己的银行，无论是贷款还是存钱，他们的第一选择就是“农信社”。这种信任和感情对于金融机构而言，比金子还珍贵。当年，很多并不看好海南小额信贷发展的人，现在不禁为其改革的魄力和战略发展眼光所折服。“事实证明，农村金融市场是需要培育的，谁先进来，谁就抢占了发展先机，未来别人想要进来就难了。”吴伟雄颇为自豪地说。

曾经多项指标全国倒数第一的海南农信社，如今已经成为全国农村金融改革的一面旗帜。“一小通”小额信贷模式，与其说是摸索出一种方法技巧，不如说是倡导了一种精神，宣扬了一种理念，宏扬了一种文化。他们用实实在在的努力与事实证明：小额信贷大有可为，农村金融大有可为，农村更是大有可为。

海南农信社小额贷款发展的经验和启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鼓励金融创新”。今年中央1号文件也要求，“强化金融机构服务‘三农’职责”，“建立适应‘三农’需要的专门机构和独立运营机制”。海南农信社经过6年的探索实践，不仅在破解农民贷款难问题上探索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同时，他们改革创新的模式与思路，对于我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短短6年实践，从濒临破产，到年盈利数亿元，从全国资产状况最差排名殿后，到改革进步度综合指标连续多年全国同行业排名第一，海南农信社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坚定支持下，高擎改革大旗，克服重重困难，冲破体制机制弊端束缚，怀着对农民的真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怀着农村金融市场大有可为的发展信念，在切实服务“三农”中得到壮大和发展，是最鲜活的农村金融改革的成功范例。

一、发展农村金融，必须要跳出金融看金融。从全国范围来看，专门针对农民做小额贷款的不多，能做大做强的基本没有。海南农信社小额贷款之所以能发展起来，关键就在于他们敢于抛开传统金融思维、金融体制的束缚，针对农村的发展、农民的需要、农业的特点，从体制机制、企业文化以及人员配备上大胆创新。有人曾笑言海南农信社“把搞农业那一套拿来搞金融了”，但是，这也许正是他们发展的精髓所在。不懂农业不懂农村的人，是搞不了农村金融的。必须要在坚持金融基本规律的前提下，以“跳出金融看金融”的理念来发展农村金融。

二、农村金融可以实现自身发展与服务“三农”的有效统一。农村金融成本高、风险大，这种固有的认知导致农村金融被贴上了“赔钱”的标签。商业性金融机构真的只有趋利才能赢利吗？海南农信社的发展证明并非如此。农村金融市场是需要培育的，只要产品设计得合理，完全可以让小额贷款机构覆盖成本甚至有所盈利，并获得可持续发展。相对而言，弱势地区弱势行业、弱势群体更珍惜自己获得贷款的机会，更珍惜自己的荣誉。关键在于我们的金融从业者们，是否愿意给予他们足够的机会。实际上，这同样也是金融机构自身发展的机会。

三、农村金融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有效支持。小额信贷额度小、服务对象点多面广且非常分散，因而需要付出较高成本，但农民普遍难以承受较高的利息负担。必须要发挥好政府政策支持作用。例如海南实行的小额信贷财政贴息这一项，有人算过一笔账，政府每贴息1元钱就能撬动小额贷款44元。如果国家把更多的扶贫资金用于小额信贷贴息，不仅可以让农民获得发展资金，增强农民市场意识，还可以实现扶贫资金的有效性和普惠性。

四、农村金融应注重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海南农信社非常重视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支持。这是因为小额信贷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的优点十分明显：一是同社社员大多是乡里乡亲，对彼此的行为有一定约束力，有利于对小额信贷运行过程进行监管；二是合作社牵头人大多是当地生产经营方面的能人和致富带头人；三是合作社驾驭市场和抗风险的能力较高。好的合作社能成为金融机构向农民发放小额信贷的好伙伴、好帮手，抓住一个好的合作社就能有效服务千百个农户。

五、要注重农村金融多重社会价值的开发。农村金融的经济价值广为人知，同时，他还具有多重社会价值。例如，小额信贷发展起来后，有效解决了农村高利贷泛滥的问题，对于维护社会稳定起到积极作用；小额信贷技术员队伍的发展，促进了党群、干群关系密切，为我们党培养合格的基层干部、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实例；此外，“一小通”所采取的诚信奖励金制度，有利于社会的诚信环境形成，对改善海南金融生态环境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提醒我们要更重视农村金融社会价值的开发，更好地发挥推动“三农”发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