刨去流转费用、粮食生产的各项成本及所面临的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土地相对集中后带来的规模效益有限，辛苦种粮的回报目前看来并不可观，种粮似乎仍然不是理想的谋生之道。然而，为何在四川省崇州市，农村精壮劳动力却对种粮展现出极大的热情，上演着一场场对土地的“角逐”？

近日，记者走进素有“天府粮仓”之称的崇州市，调查为这片土地带来巨大活力的“1+4”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是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还是将土地置于政府倡导下成立的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民心里有一杆秤

在崇州市梁景土地股份合作社办公室的墙上，有两幅详细绘制的梁景村地图，村民能从地图上轻易找出自家的地块。目前，地图上超过一半的地块分别被涂成了红黄蓝三色，梁景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故事就得从这地图上的红色说起。

2011年，梁景土地股份合作社正式挂牌成立，这两幅简易而细致的耕地分布图也就跟着上了墙。为了使入社土地一目了然，合作社将其涂上了醒目的红色。

从一开始不到百亩到现在的1300多亩，短短两年时间，红色呈几何级扩展。梁景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扩张并非个案。数据统计，从2010年到2012年，通过土地股份合作社，崇州市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12万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2003年开始至今扶持的种粮大户仅仅形成9000亩规模经营，其中生产规模200亩以上的仅有9户。2013年，在土地合作社的冲击下，全市种粮大户规模经营的土地萎缩到5000多亩。

记者深入新华村、乌尤村、鱼塘村等，走访了多个合作社了解到，农民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的收益主要分为两块：一是每亩400元左右的保底收入，二是扣除成本后分红所得，这部分收益并不高，一般每亩就几十元。

在成都绝大部分区县，土地流转的市场价一般是800斤黄谷（折价在1000元左右），甚至更高。相比之下，将土地入股合作社的收益远远低于目前土地流转的市场价。如此简单的一笔账，农民怎么会算不清呢？

“账可不是这么算的！”崇州市锦江乡副乡长王大鹏介绍，近几年，也有一些企业、个人到崇州来流转土地，主要用于种植苗木、草坪等，给出的土地流转费在千元以上，但随着苗木、草坪行情下跌，出现过老板“跑路”的事。这时农民发现，不仅流转费成了空，而且种过苗木、草坪的耕地已经完全被破坏，无法恢复之前的生产能力。

“农民是最怕风险的，比起把土地交给陌生人获得较高的收益，还是把土地交到合作社更放心些。”王大鹏说，近些年，国家惠农支农政策的出台，也让农民看到了附着在土地上的预期收益。“现在合作社提出的‘入社退社自由’原则，便正中其下怀。一个生产周期过后，农民可以选择退出，承包经营权重新回到农民手中，而不像以往土地流转合同的年限往往一签就是很多年。”

由谁来经营集中的土地？崇州的办法是：构建以农业职业经理人（农民CEO）为生产管理核心的“理事会+职业经理人+监事会”的运行机制

何为农业职业经理人？“通俗的讲，就是土地股份合作社聘请的CEO。”崇州市委常委陈鑫介绍，这是借鉴了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合作社按照《章程》选举理事会、监事会，对职业经理人的生产收支、分配进行管理监督。

“还好我临时调整策略，最后可是全票通过！”直到现在，聊起年初那场竞聘，赵国喜仍然眉飞色舞。今年1月13日，崇州首次尝试公开招聘农业职业经理人，最后一个登场的赵国喜，临时决定提高支付给农户保底经营款至每亩每年420元，将二次分红比例调整为1∶1∶8，即除去所有开支后的纯利润10%提留合作社、10%分配给社员、80%作为职业经理人的收入。比起其他三位候选人开出的条件——每亩每年400元的保底收入、1∶2∶7的二次分红比例，社员们似乎对前者更买账。

赵国喜以绝对优势轻松击败了来自邻村的3名对手，成功竞聘为锦江乡乌尤土地股份合作社第三经营小组的农业职业经理人。这意味着，他取得了乌尤村1组、2组新入社的62户共102亩土地经营权。

47岁的赵国喜早年在外卖过建材、在家具厂做过质检员，2006年回到村里搞生猪养殖，目前育肥猪年出栏量达2000多头，是当地有名的养殖大户。“我是想着搞种养结合，小春种小麦作青贮料，猪粪可以还田肥地。”赵国喜透露了从养殖业拓展到种植业的原因。

在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农村人才流失的社会大背景下，为何在崇州市却还要竞争上岗？难道这些农业职业经理人有什么好技术、好项目，能够从中获取高额收益。然而，陈鑫介绍，地里要种什么并不是职业经理人一个人说了算。记者查看了多个合作社与农业职业经理人签订的协议，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职业经理人只能开展水稻、小麦、油菜、蔬菜等粮经作物。”

那农业职业经理人的收益究竟如何？为了解职业经理人的真实生存状况，去年，崇州市农发局在100名农业职业经理人中组织了一次收益情况专项调查。结果显示：100名职业经理人2012年的收益情况从0.5万元到6万元不等。分析发现，职业经理人收益结果的不同与多种因素有关：土地规模、种植技术、管理水平等。“有部分职业经理人对控制生产成本没有概念，比如在寻找农村劳动力时没有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而是看人情，导致生产成本过高。”崇州市农发局党组成员刘波分析。

目前崇州市获得农业职业经理人证书的超过1000人，其中近一半已经被聘上岗。记者采访了近10位职业经理人，多位表示对上一年的收入并不满意，很辛苦却比不上外出务工的收入，然而他们普遍预期乐观：随着入社土地的增多，土地更加规模连片，生产成本会大幅度降低，而且随着自身生产技术、环节管理等经验的积累，未来的收益还有很大上升空间。

政府将更多精力投向具有公共产品性质、有发展潜力、符合宏观发展导向的主体和领域，探索建立农业科技服务、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业品牌服务和农村金融服务等四大服务体系

水稻收获后，农业职业经理人又进入繁忙的小春生产，地里要种什么？播种插秧是采取人工还是机械？在与合作社的约定框架内，农业职业经理人将以市场为导向做出选择。政府有关部门不再对农业种植结构、空间布局、农业要素配置上耗费精力，而是将更多精力投向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有发展潜力的、符合宏观发展导向的主体和领域。

“将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资金向土地股份合作社倾斜，不仅将有效改善合作社的生产条件，而且也避免了项目在实施中因为土地产权分散所带来的障碍，因为通过合作社土地已经相对集中。”崇州市“1+4”模式推进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周维松告诉记者。

这不过是其中的一点好处。记者仔细整理了崇州市近年来制定的涉农政策后发现，土地股份合作社还将获得测土配方肥补贴、无残留农药免费发放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机作业补贴、政策性农业生产保险减免补助等多项“福利”。而农业职业经理人不仅将定期获得专业培训，而且还可以个人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率为20%，其中个人缴费8%，财政补助12%。

比起传统针对千家万户的财政项目资金支持，以土地股份合作社、农业职业经理人为焦点的资金绩效显然更加有效。“因为在规模化生产条件下，农业职业经理人已经具有了经济人的属性，将更加愿意尝试新方法、新技术，以获得更大的收益。”刘波说，一旦政府给予一定的资金引导，职业经理人将马上作出反应，测土配方肥的推广使用就是典型例子。

记者在稻田见到牟崇伦时，他正与蜀农昊公司的业务经理刘纪波核对测土配方肥的清单。“每吨配方肥政府补贴1400元，而且只需一个电话，公司就能直接送到地里，关键还在于科学施肥，有利于保护土壤的生产力。”牟崇伦说。

数据显示，2012年，崇州土地股份合作社水稻平均亩产556公斤，高于四川全省和成都市平均水平，比未入社农户种植水稻平均每亩高出48公斤。

随着农业生产目的的转变，从业者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科技服务、市场服务、金融服务有了更强烈的需求，“谁来服务”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崇州就通过政府引导、市场参与、多元合作，探索建立了农业科技服务、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业品牌服务和农村金融服务等四大服务体系。

据介绍，依托基层农业综合服务站，以片区建立农业服务超市，崇州已经搭建起了农业技术咨询、农业劳务、机械化、田间运输、粮食代烘代贮、粮食银行等“一站式”全程农业生产服务平台。

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直接抵押贷款成为可能后，不久前农业职业经理人又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凭职业经理人资格证书，就可以贷款。”

“我们初步设想的是将全市农业职业经理人划分为初级、中级、高级，每个级别对应不同的贷款额度。”刘波说，级别的划分需要制定详细的标准，“目前初步计划标准至少要包括经理人上岗的时间长短、经营的规模大小与效益高低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