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中共中央连年的一号文件鼓励下，国内乃至国外的资本已开始涉猎农业产业，但从规模、进度与效果来看，在资本与农业产业的结合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依然巨大。资本此前为何不完全看好基础农业领域，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因为没有明确的土地流转政策，此前的基础农业（种植农业）很难形成有效的规模经济，很多农业企业因为无法掌握成片的土地资源，只能采取“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而这样的模式从每个生产单位的规模上来看，无法充分兑现经济规模的成本优势，在农资采购、植保服务、生产作业上都不能形成规模化、专业化和标准化，本质上仅仅是小农经济的叠加。

因为没有明确的土地流转政策，农业产业链环节较为冗长，从农民到收购、加工、物流、批发、零售，传统的附加价值产生在后端加工和流通环节，而基础农业获利较少，同时又承担了食品安全的风险。

因为没有明确的土地流转政策和各级政府长期的鼓励扶持，担心基础农业的投资培育周期较长，容易受到气候条件、价格周期波动的影响，很难和农民以及下游加工流通环节形成长期稳定、相互支持的共赢关系。

总结起来，就是以前资本参与基础农业很难保障收益，承担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强。

从投资角度看来，一个预期回报良好的新农业投资项目，至少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成规模的种植和养殖基地；二是工业化的标准控制和生产流程；三是最终能够建立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市场。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鼓励改革创新农业产业组织经营形式，在该文件鼓励下，近期，上海一家投资公司在重庆进行了新农业产业经营组织创新的尝试。

通过将成规模的土地流转至其投资设立的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完成最根本的生产要素——土地的供应保障，奠定发展农业种植业的规模经济基础；通过将流转土地的供应方——当地农民转化为公司职工，完成了被征地农民向农业产业工人的身份转变；通过相关专业部门的支持与帮助，将现代化农业技术、方法和产品等运用于该规模土地的农业生产过程，大幅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整合现代物流和电子商务平台，打通全产业链，把特色、优质农产品送到市场，并创造可观的农业附加值，实现农业产业经营效益的显著提升。

从这个案例分析，在今年一号文件出台之后，资本开始加速青睐基础农业领域的投资的主要原因是有了明确的土地流转政策。

明确的土地流转政策能够真正意义上实现成批土地的集中化、规模化、专业化的农业生产，企业能够顺应市场环境，主动选择种植品种的组合，引入良种和科技手段，从而带来成本和品质的优势。

明确的土地流转政策使得过去的“个体户”农民转身为“产业工人+集体资产股东（土地租金）”农民，企业从而有了稳定的、成本合理的农业产业劳动力供给保障。

明确的土地流转政策使资本真正意义上敢于参与农业全产业链，在保障了上游种植的成本和品质的基础上，打通下游产业链，通过现代化的物流与电子商务的平台，兑现优质种植生产的价值，使得优质农产品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种植环节也能够实现较高的附加价值。

随着农业产业组织创新的不断深化，配合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进程，在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鼓励下，我们有理由相信，类似的创新农业经济组织形式将成为资本参与到农业产业领域投资的主流形式；专注农业产业领域的投资机构将成为这一轮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资本与经营参与者；此类资本与农业对接模式，将成为真正惠民利国的农业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