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国际一流的大都市，不仅需要有功能强大的CBD，有很高的人均GDP，有辉煌的标志性建筑，有庞大的人才群体，还要有鲜明的传统文化个性；而使传统文化个性根深蒂固的，则是一座城市的农村地区。”

　　早报记者 韩晓蓉

　　上海需要什么样的农村？

　　复旦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戴星翼教授前天表示，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是否还需要农村，在一段时间里都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但上海是不可能消灭农村的，“一座国际一流的大都市，不仅需要有功能强大的CBD，有很高的人均GDP，有辉煌的标志性建筑，有庞大的人才群体，还要有鲜明的传统文化个性；而使传统文化个性根深蒂固的，则是一座城市的农村地区。”

　　戴星翼举例说，欧洲发达国家大都会固执地保护城市边缘的农村，使之在强大的工业文明下得以继续生存。人们也许会容许开发商和政府在城市里折腾，但通常会反对去开发农村。繁华、喧闹、快节奏、商业化味道浓郁的城市越发达，朴素、安宁、舒缓、更贴近自然的农村因为与城市的巨大反差而越具有价值。农村，维系着传统的生活方式，是一座城市的传统文化基因库。

　　戴星翼认为，上海作为江南水乡的一部分，水乡文化更需要保护，上海从几千年前的沼泽，逐步演变为中国最为富庶的水乡农村，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两河文明衰退了，尼罗河三角洲已变得面目全非，世界上数得过来的古文明几乎都发生了严重的生态退化，而以上海为核心的苏、松、太地区和杭、嘉、湖地区却越来越富庶，这是上海的骄傲。

　　“与中国多数传统农业地区不同，江南传统农村，在个人、家庭、村落，都更为注意对个性的追求。人们之间的竞争往往是比赛谁更别出心裁，谁更不同凡响，织布、编织、竹木手艺、耕作、酿造，都是如此。没有特色就是平庸，不会获得邻居的尊重。在宏观层面上，这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多样性，村村有特点，镇镇有特点。”戴星翼认为，显然，文化上以“海纳百川”为重大特点的上海，其综合竞争力的强大与此有很大关系。

　　戴星翼对农村的生态系统也持肯定态度。他认为，中国江南地区是传统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典范，水与绿是聚落的主旋律。无论宅院还是村落，都是一种近乎完美的人类生态系统。乡间民居往往同时具有生产和生活双重功能，对自然要素的利用和保护发挥到极致。抗旱、防涝、御寒、避暑，各种功能和谐地统一。经典的农宅通常由一条宅沟环抱。为了抗台防涝，开掘宅沟的泥土用以填高宅基，具有避洪作用。理想的农家住房是白墙黑瓦。地上也许铺以青砖，也许就是泥土地面，但都会被勤劳的主人打理得平滑如镜。屋后则竹林环绕、林木茏葱，那既是主人的财富，又是抗风、防寒和避暑的屏障，还代表着主人的品位。

　　“这样的布局也许不被"现代"的规划者看好，但实际上其效益极高。”戴星翼说，沟中的鱼虾，树荫下鸡舍猪圈，竹林的春笋、夏日的林荫和主人工余饭后的竹制品，农宅中的一切都那么和谐，看不到丝毫浪费。能不能实现“零排放”的争论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江南的农宅就是一种零排放系统。

　　要改善农村的环境，究竟应该怎么办？戴星翼支招说，首先要做的是村一级工业用地的基本退出，进而消除大量灰色经济活动的生存空间，以及相关联的违章搭建和脏乱差。由于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和老一辈农村劳动力的退出，未来的农业生产必须是高度省力化的，其实现的路径是设施化和专业化，为此应该推进农业的规模化或组织化，让农民成为一种体面的职业而非身份。为了提升农业生产、生活服务和环境治理的效率，政府应该投入于农业、生活和环境基础设施，并注重形成长效运行的机制。

　　“总体上，农村的所有村落、水系和农田应该纳入上海的生态服务体系，让农村不仅生产产品，还生产美丽景观、提供净化服务、提供各种娱乐和体验机会。”戴星翼呼吁，要让萤火虫、癞蛤蟆和小蝌蚪回到它们的故园，与城市的孩子做伴。

　　绿水环绕的上海农村面目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戴星翼指出，上海郊区的水网密度随着城市的发展在萎缩，水面率已由原先的12%降低到了6%，水面积同区域内总面积的比例称为水面率，现在水面率已经消失了一半，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戴星翼表示，现在的农村环境已经回不到从前，也没有必要过度怀旧，只要合理使用农药，减少污染，就可以让农村的环境慢慢变好，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农村环境问题不是单一的问题，“农村病”和“农村综合征”必须要系统地加以梳理，行政化、工程化和项目化不可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否则不仅问题根源得不到解决，还会引起旧病复发，农村的治理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